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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镕基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曾有自贸区设想

2018-11-07 16:41:16

朱镕基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曾有自贸区设想

上世纪80年代、90年代,上海经历过两次轰轰烈烈的“经济发展战略”大讨论。两次,原上海社科院常务副院长姚锡棠都是主要参与者。最早约他时,得知姚老生病住院了。却没想到,采访提纲转交后,很快就得到了回复:“我的身体还行。对于这两次大讨论,我确实也有一些看法,可以同你们聊聊。”那头,姚老声音清晰洪亮,甚至听得出一些些地振奋。

或许,因为那段过往对许多如姚锡棠一样的亲历者而言,都真是燃烧激情的岁月。

那些年,汪道涵市长最头疼的事

有困惑才需要思考,有问题才需要讨论。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,“连老百姓的日用品,一个小小塑料盆,都凭票购买。”姚锡棠说。这种紧缺,反映在工业领域,“原材料告急”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姚锡棠清晰记得当年,时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经常召集各部委开会,每次总会说到一个话题“今年的原材料缺口怎么办”,这是汪市长最头疼的事。而每次会议结束后,市里也会派一批又一批同志到山西等其他省市,搞煤炭或其他原材料。

之所以会出现原材料告急,最大的挑战就是体制。上海有技术、有人才、有传统、有经验,唯独没有原材料。之前是依靠国家全力保障上海。1978年改革开放,南方城市以广东为代表经济迅速崛起,苏浙沿海也迸发强大活力,各地经济都在快速发展,都需要大量的原材料。上海的原材料显然更加紧缺。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,信息往往滞后,不能及时反映市场需求,使上海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,也使工业技术进步缓慢,设备老旧、高耗能、高污染等,拖累经济增长,甚至影响城市发展、百姓生活。这与当时广东及苏浙一带的蓬勃发展形成鲜明对比。

“技术救市”的观点在当时已很普遍。更有一些业界人士和专家提出,上海需要结构升级,上海要向“三高三低”工业转型。

其实,除了工业的结构升级,姚锡棠认为,当年的上海还面临着一大挑战,就是城市功能亟须转型。

上海在历史上曾经是远东地区的金融、贸易中心,也曾是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的开放型、国际化城市。但新中国成立以来,由于种种原因逐渐呈现出一个工业的上海,第三产业萎缩。据姚锡棠回忆,那个时期,社科院和上海统计局都曾以1982年的数据作过统计,算出上海第三产业比重为22%左右,较1952年时的46%大大降低了。

“国际上很多大城市都经历了由发展工业到发展服务业的转型,成为综合性多功能城市是一个趋势。但当时的上海,却逐渐成为以工业为主的单功能城市。”姚锡棠说,一旦工业发展面临挑战,余地就会越来越小,城市交通阻塞、环境污染严重、资源不足等等,都成了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。

发展第三产业,很多人想不通

在姚锡棠的记忆中:1978年改革开放后,邓小平同志几次来到上海,反复强调“上海是中国的一张王牌”,抓住了上海就可以把全国带动起来。但就在这改革开放最初的岁月里,各地经济都开始迅速发展,反而是上海这一张“王牌”,渐渐放缓了发展的脚步。形容当时上海的处境,“失落感”也好,“困惑”也好,总之,关于上海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已经摆在眼前。市委市政府非常着急,从组织调研,摸底情况,到问计专家,召开相关的研讨会、座谈会,关于上海经济发展问题的讨论,从1982年开始逐渐热闹起来。

最开始的讨论,围绕“上海工业技术改造”展开,逐渐延伸到“生产哪些新产品”。在当时,“发展经济就是发展工业,而发展工业就是生产产品”是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,也有数据佐证,工业劳动生产率也是农业的10倍。

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,有日本专家就提出:上海工业应该发展“新三件”,即电视、空调、洗衣机。这是相对于当时上海比较普及的 “老三件”(钟表、收音机和缝纫机)而言。那个时期正值家用电器全球大发展,日本专家觉得上海发展“新三件”并不是很难,起步时还可以引进技术。类似的关于上海开发新产品的建议

朱镕基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曾有自贸区设想

,在当时被提及很多。

就这样,在产业界、学术界以及政府部门间,关于上海经济发展问题的讨论持续了两年多。1984年,讨论达到高潮。姚锡棠觉得,得益于前期的积累,各种观点交锋、碰撞,到了这一时期,讨论目的越来越明确,思路也越来越清晰。上海经济结构调整,发展第三产业,成为这个时期话题的焦点。

这一年有两场比较高规格的研讨会。上海社科院联合相关部门组织了其中的一场,参会人数达到了300多人。在这一次研讨会上,姚锡棠在大会作了发言,指出上海经济正面临两种发展思路的重大抉择:一种是继续发展物质消耗高的传统产业,仍然沿着粗放型、单功能路子走下去;另一种是,大力发展物质消耗少、附加价值高的新兴产业,特别是发展各种服务业,从根本上调整上海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,走综合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道路。会后,上海社科院学者孙恒志进一步发表了 《上海要优先发展第三产业》一文。

同年9月份的第二场研讨会,规格更高,规模也更大,由汪道涵市长亲自主持。500多人的会议规模,其中还有国务院相关领导,以及许涤新、钱俊瑞、薛暮桥等全国著名专家学者。这一次会议讨论,更加肯定了上海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。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突破,那就是强化了“上海要发展第三产业,实现城市功能多元化”的观点。

“当时对于发展第三产业,很多人思想不通,觉得第三产业不创造财富,就连当时的统计指标都只有工农业产值,而没有一个关于第三产业的。”在姚锡棠的记忆中,对于是不是要发展第三产业的争论,在9月份的大会后一直持续至年底。当时,建立在几次大讨论基础上,上海已形成了即将提交中央的 《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纲要》。就在《汇报纲要》提交前夕,汪道涵市长再次就上海发展第三产业的问题征求两派专家的意见,并在上报的材料中将两种不同意见都附上了。

江市长参加讨论的“非常前卫”话题

1985年2月,国务院正式批转了 《汇报提纲》,肯定了上海发展的两个方向:经济结构调整和城市功能多元化。上海第一次经济发展战略大讨论取得了积极的成果。姚锡棠特别强调:“这是上海、北京、长三角学者与政府实际管理部门相结合,领导与群众相结合,经过深入调研,广泛讨论形成的集体智慧结晶。”

《汇报提纲》批转后不久,江泽民接任上海市市长,才真正打开了上海改革的局面。当年,江泽民就带领了大批上海的干部、专家到广东访问、考察和学习,回来之后在万体馆召开了一个万人大会。姚锡棠记得,就在这个大会上,上海改革有了全面的部署。

1985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,上海虽然没有轰轰烈烈展开大讨论,但每两周市里面就会召开一次专家讨论会。姚锡棠是参会的专家之一。在他的印象中,“这个形式的讨论会,比较开放和随意,话题讨论非常深入。江市长时常会亲自参加讨论,有时也会和大家就某个观点进行争辩”。

就具体的讨论内容而言,涉及改革的方方面面。比如,借鉴广东,从如何吸引外资,发展合资企业,到如何引进先进技术,提高工业水平;又如,学习苏浙,尤其是上海郊区要借鉴苏浙的模式,解决农村现代化问题,等等。

“对我来说,印象最深刻的一次,讨论的话题居然是上海要不要建证券交易所,这在当年是非常‘前卫’的。”姚锡棠记得那一次讨论会,是在王战同志带队去美国考察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回来之后,从介绍国际经验到结合上海实际情况,这一场讨论尤其热闹,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至中午12点半。最后,江泽民作了总结:“根据大家的讨论,我看某种程度上,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建立证券交易所的。”

这句话给姚锡棠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在他看来,正是基于这种大胆尝试的魄力和锐意改革的决心,上海不但真正打开了改革的局面,而且在改革的道路上快马加鞭。从1985年到1990年,上海不仅跟上了全国改革开放的步伐,而且还领先了。

1990年上海成立全国首家证券交易所。“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。”姚锡棠认为,证券市场的开启,对上海后续的改革,体制的彻底转型,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。

那时,朱镕基有过自由贸易区的设想

1990年,上海再次崛起的起点。这一年除了证券交易所的挂牌成立,浦东走到了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最前沿。1990年2月,上海正式提交《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报告》。仅仅两个月之后,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向国内外宣布了开发开放浦东的重大战略决策。

“这一刻起,上海终于被推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线。”姚锡棠曾经兼任浦东发展研究院院长,他对浦东有着特殊的情感。

姚锡棠回忆:1984年讨论中,就有不少同志提到了浦东,但那个时候大家的设想完全站在浦西立场。一是向浦东进行工业转移,因为浦西实在太拥挤,最繁华的淮海路、南京路上,也随处可见街道工厂;二是到浦东造新房子,缓解上海老百姓的住房困难。浦西只有140平方公里,而浦东的面积520平方公里,几乎是浦西的4倍,当时大片是农田。

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讨论中,也有一些专家学者提出:浦东不能复制浦西工业发展的老路,而是要发展新型工业。

但这些都远没有达到国家作出浦东开发开放决策的战略高度。“其实,浦东的开发开放,是站在全国立场来考量的,是中国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。”姚锡棠坦言,这一次浦东的改革,是邓小平同志直接指挥和设计的,我们只是有幸成为改革的参与者。

浦东开发究竟要做什么?要尽可能发挥上海作为“王牌”的三大优势:一是历史上素有的金融、贸易中心;二是上海工业中心的升级;三是与国际接轨,融入经济全球化。

那一年,朱镕基担任上海市委书记。关于浦东的定位,是在朱镕基的主导下确立的。姚锡棠告诉,这个过程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。在决策之前,朱?基做了两件事,一是亲自考察浦东,既到浦东这块土地上走了走,也坐上直升机俯视了浦东每一个角落;第二件事就是去新加坡和香港考察,要借鉴这些城市发展二产、三产的经验。回来之后,市委市政府果断决策,浦东的发展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,要跟上世界的潮流。四个开发区的定位逐步成形:金桥地区发展出口加工为主的高端制造业;陆家嘴(16.44, 0.00, 0.00%)发展金融贸易;外高桥(32.00, 0.23, 0.72%)定位于保税区;张江则向高科技、信息化方向去突破。

姚锡棠透露了一个小插曲:当时在对外高桥进行定位时,朱镕基就有过自由贸易区的设想,只是条件不成熟,没有获批,最终确立成为保税区。但外高桥园区的英文名称却一直以“自由贸易区”来标注。

有了明确的目标定位,浦东迅速发展。而建立在浦东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之上,上海经济发展逐步走出了上世纪80年代的困境,有了更加明确的目标。1992年,中央提出要“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、金融、贸易中心之一”。

不认同用 “头脑风暴”一词

回顾当年,姚锡棠觉得,上世纪80年代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,是探索;而上世纪90年代的发展,令人振奋,上海经济也找到了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。

对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,是一项长期课题。1981年,姚锡棠所在的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向国家申请了一个课题:《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》,由副所长陈敏之主持。1983年,这一课题被正式列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“六五”规划,首次明确地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作为一个科学研究对象。直到浦东开发开放后,这一课题的研究始终没有间断,进入新的层面。

姚锡棠记得:“当时市委市政府对这一研究非常重视,抓得很紧。”应该是1993年的下半年,时任上海市市长黄菊提出启动新的战略研究。随后,《迈向21世纪的上海:年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》课题组成立,副市长徐匡迪亲自担任课题组组长,具体工作则由市政府副秘书长蔡来兴组织。由此掀起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和讨论的第二次高潮。

姚锡棠不认同在采访提纲中用 “头脑风暴”一词,他觉得这个时期的深入讨论远比“头脑风暴”要高级。市里召集了200多位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研究,市领导还分头和专家一起组团到海外,到不同城市去了解各行各业的发展、城市如何发展等等,甚至有更明确和细化的研究题目,如城市交通如何发展等。姚锡棠当年参与的这一组海外调研,在徐匡迪亲自带队下,访问了新加坡和香港,全面深入地考察了当地的金融、贸易和航运业。“我们这组10多个人,其中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,也有直接从事金融和贸易行业的。调研的目标十分明确。”调研回来,各个小组深入讨论并形成报告。

到1994年底,这一场深入的研究和讨论,到了出成果的时候。市政府主持召开了“迈向21世纪的上海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”,这一次的会议规格非常高,10多位中央部委领导应邀参会,还有很多来自国际著名大公司的首脑,以及海外专家、学者等。会后不久,1995年2月《迈向21世纪的上海》一书出版,明确指出,上海正面临着崛起成为又一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重大历史机遇。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任务:到2010年,基本建成国际经济、金融、贸易中心之一,浦东则基本建成既有先进制造业又有现代服务业、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、多功能、现代化新区,实现崛起成为又一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战略目标。

“这是一个长远的发展目标和规划。上海发展的道路,由此越走越宽广了。”姚锡棠说。

(:DF010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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